2011年，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女性，很难躲开一个词——“剩女”。它出现在电视里、报纸上、春节饭桌的闲谈中。
那年，正在香港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郑静，带着一个问题走进广州的相亲市场：当一个词被用来定义一群人时，这群人真实的生活是什么？
她想和那些被叫作“剩女”的人聊一聊——她们到底是谁？她们在想什么？她们想要什么？
为了完成论文，她在距离香港最近的一线城市广州扎下来，用四年时间，追踪了36位女性的相亲经历，最终把她们的故事呈现在《相亲》这本书中。
这些年，相亲市场依旧如火如荼。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，2014年到2023年，互联网婚恋交友的市场规模从26.9亿元一路涨到93.8亿元。
但数据背后，有些东西变了。十年前，郑静访谈的80后女性说“我想找个有感觉的人”；十年后，爱情正从“体验”变成“计算”。
上个月，我们采访了郑静，她从十年前博士论文中的80后女性婚恋谈起，又转向如今课堂上的00后，话题一路延伸到这个时代的爱情与婚姻。
那一年，“剩女”被收录进年度流行词词典。电视里，《非诚勿扰》的收视率仅次于《新闻联播》。婚恋网站遍地开花，世纪佳缘、百合网在地铁里投放广告，口号是“找对象，上某某网”。
媒体上有很多相关报道，连一些官方媒体，在呈现所谓“剩女”或单身女性时，也常常带有公开的偏见。
一两年后，有些节目出现了比较极端的言论，如过分强调物质条件，带来不良引导。广电总局叫停了这类节目。
当时，《中国妇女报》和一些期刊在讨论所谓“剩女”时，常会强调她们“三高”（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要求），并批评她们“太挑剔”。
在实际访谈中，有一部分受访者会直接承认：“我就是要求高。” 但说这话时，她们的语气不是辩解，而是一种宣告。
她们的态度其实是：我要求高又怎样？我没有妨碍到谁，为什么把“要求高”这个客观事实当作批判的对象？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待——我有资本要求高，也有心理准备和能力去承担因为要求高而可能单身的结果。
她是几大相亲网站的会员，也参加过很多次由不同公司组织的线下相亲会。作为相亲网站资深会员和各种相亲会的常客，她和一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成了朋友。
有时，他们甚至会邀请她担任工作人员助理，作为交换，她可以免费参加一些活动。
从报名，费用，活动内容，到不同公司举办的相亲会的不同特点，再到参与者的反馈，她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，她对这类相亲活动的了解不亚于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。
在原本的话语中，“要求高”和“挑剔”被用作批评女性的工具。但我看到的却是：为什么不从另一个角度，看到这些女性自身的资本和力量——比如她们的自信与自主？
我觉得这并非呈现相反的事实，而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诠释。就像英文里说的“reclaim”——把一个原本带有污名的词，重新拿回来，赋予它正面的意义。
我是85后，大多数受访者生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。她们成长的年代，正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，市场经济刚刚起势，大学扩招打开了向上流动的通道，互联网把世界拉近到眼前，甚至连美剧里那些遥远的生活图景，也一点点渗透进日常的想象里。
《欲望都市》的女人在曼哈顿的公寓里穿着华服讨论约会对象，在早午餐桌上毫不避讳地分享着对亲密关系的困惑与渴望。
在彼时“女人以离婚为耻、单身不好意思跟人说的时代氛围”里，剧中那句“我爱你，但我更爱我自己”，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埋进了心里。
这可能也导致我们对爱情还是非常向往的，不只是对浪漫本身的憧憬，更渴望勇敢而清醒地去爱与被爱。
接触相亲这个话题后，我发现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。有人找伴侣，有人拓人脉，有人想认识“更高端”的圈子，甚至发掘潜在客户。后来这个领域冒出一些网红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但我访谈过的80后女性中，当被问到“想找什么样的人”，很多人的回答出奇一致：
36位受访者里，小梁给我印象很深。她从小生活环境好，说起父母，总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。相亲这件事上，她从没让家里操心——父母安排的人，她都去见。她说，结婚是对父母的责任。
就这一句。没有解释，没有辩解。做了那么多年听话的女儿，终于有一件事，她自己做了主。
那两年，父母给她介绍了很多相亲对象，条件都很好。她每次都去，但一个也没成。我问她怎么回事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心里有人。
那个人她谈了三年，父母不知道。因为对方父母不喜欢她，而他是孝子，所以他们结不了婚。但他们又分不开。于是两个人瞒着双方父母，偷偷谈了两年地下情。
爱情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，但在追寻它的过程中，她们身体里那股被唤起的“欲望能量”——那种想爱、想靠近、想抓住什么的冲动——本身就给了她们希望。这份能量让她们有勇气跳出日复一日的平淡，去够一够更辽阔的东西。
另一方面，很多新女性在婚恋选择上，其实是在践行一种“务实的理想主义”——这既是一种生活策略，也是一种生存智慧。
比如，很多新女性依然会不自觉地期待另一半“比自己强一点”——收入高一点、学历好一点、社会地位稳一点。
这种务实，其实也挺符合时代特点的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，大家被压抑太久的欲望慢慢活过来了，加上媒体天天给你看“别人家的生活”，物质慢慢成了一种绕不开的东西。
我会征集同学们感兴趣的婚恋与性别议题，组织课堂讨论，像彩礼、择偶这类线后女生认为彩礼有其存在的价值，不再因为提出这种带有物质诉求的想法而感到抱歉或羞怯。
她们能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和需求，我认为这与近年来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是密切相关的。
通过知识学习和信息获取，相比更年长的女性，也许更能了解与直面女性的生育代价、职场困境、育儿与工作的双重负担等议题。
不过，和10年前有很大不同的是，那个被80后反复提及的“感觉”，在今天，已经越来越淡了。
十年前，我访谈的女性还在反抗“被计算”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主动计算自己。
恋综火起来了，但大家讨论最多的不是甜甜的爱情，而是《再见爱人》里谁对谁错、谁在操控谁。网上有人把嘉宾的行为拆成“麦学”，一条条分析，像是在做风险案例复盘。
这种心态很快从屏幕流进现实。我听做相亲活动的朋友说，现在来报名的人，问得最多的是“对方情绪稳定吗”“原生家庭什么样”。MBTI、星座这些标签，直接写进择偶要求里——INTJ、ENFP，像商品说明书的参数。
爱情本来是需要一点冒险的。你要愿意付出，愿意和另一个人经历未知。如果人人都自保、都怕吃亏，那爱情从哪儿长出来？
如果在这个时代爱情已经这么难，那相亲又意味着什么？我看过太多例子，觉得答案可能很直接：相亲的目标越来越窄了，越来越直接指向婚姻本身。
一个人拿着记号笔站在白板前，像讲题一样拆解相亲对象的条件——“身高1.83米？去皮原理，线万算；练跆拳道、爱喝酒、孝顺？这三项合一，家暴预警啊！”
有媒体评论，时代的焦虑让婚恋充满了“避险逻辑”，找对象变成了一场精密的计算。爱情做题家们企图通过“计算与掂量”筛选掉不确定性，从爱情发生前就开始规避一切可能带来的风险。
她参加了两场婚礼——一场是体制内新人的婚礼，热闹喜庆，亲戚朋友都来；另一场是体制外新人的答谢宴，新人没露面，冷冷清清走了个过场。
后来她的研究结论是：在东北，体制内工作才叫“有工作”，是婚恋市场的通行证，甚至催生了“体制内联姻”的潜规则。体制外青年面临无形的排斥，有人干脆闭门不出躲着熟人，有人选择离开东北。
听完这个研究，我脑子里一直有那场冷清答谢宴的画面。当“上岸”成为人生最高目标，相亲便成为另一场考试。
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一个山东青年的故事。他叫陈晨，30岁，铁路系统职工，8年相亲208次，花了十多万，最后终于“上岸”。
陈晨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从未谈过恋爱。在父亲的强势催逼下，他被迫踏上相亲之路。他不会聊天，不懂女生口中“情绪价值”为何物，相亲屡屡失败，甚至曾让父亲代聊、花3000元报名“搭讪课”，试图用技巧弥补短板。
随着失败次数累积，他内心的自卑逐渐扭曲，开始对女生抬杠、说教，抛出“你们女生就是喜欢渣男”的论断。
在互联网热衷于讨论“渣男”的另一面，很少有人看见像陈晨这样的人——他们不善言辞，在强调“效率”与“情绪回报”的婚恋市场里，成了沉默的滞销品。
但滞销的伤害不止于被拒绝的次数。长期处于被计算、被否定的位置，会让人逐渐丧失爱的能力——不是不想爱，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。
仔细看陈晨的叙述，你会发现他同样深陷于一套功利的婚恋逻辑：他把相亲对象称为“考官”，把女生的期待理解为“索取情绪价值”，用“不作”“需求低”来评价现任妻子的可贵。
他始终在计算“付出”与“回报”，始终把自己放在“被挑选”的位置上，却很少真正去理解、去看见对面那个人。
直到第208次相亲，他遇见了现在的妻子。对方主动、包容、不计较，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。他感到被照顾、被接纳，于是决定“用尽全力对她好”。
这段关系修成正果，不是因为陈晨学会了如何去爱，而是他遇见了一个不需要他改变的人。
这或许才是这个故事更值得追问的地方：一个人如果从未学会爱他人，只是恰好被爱了，算不算真正“上岸”？
对于被爱的那个人来说，这或许已经是难得的幸运。毕竟被包容、被照顾，也是一种真实的获得。可对于这段关系而言呢？一个人的不会爱，若长期得不到补课，那份“用尽全力对她好”又能支撑多久？
因为无论是相亲、恋爱还是婚姻，我们最终想要的，从来不只是被爱，而是有能力去爱、也能被爱的那种完整的幸福。
我在大学有一门公选课，叫《婚恋与家庭教育》。我在课程开篇就强调：“不要误会，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。”当时很多同学都笑了。
我们这里的年轻人早已对婚恋没有热情了，但结果不是“快餐恋爱”等现象的盛行，而似乎是连约都不太想约的更缺乏活力的另一番图景。
2022 年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调查了全国三万多名大学生的恋爱状况，发现5% 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，也没有恋爱意愿；46.14% 的大学生从未恋爱过；有恋爱经历的，超过六分之一没有发生性行为。
2024 年，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调查发现“95 后”性生活的频率低于“80 后”和“90 初”。该调查还发现，“95 后”群体中 14.6% 的男性和 10.1% 的女性在有伴侣的情况下过去一年都没有性生活。
这个比例比“70 后”“80 后”“90 初”都高，打破了年轻人性活跃的刻板印象。
我其实很想去观察更年轻的一代，尤其是00后在未来在婚恋议题上，他们会如何选择。
但和学生私下交流并不多，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在想什么——这本身倒不奇怪，我上学时也很少找老师。真正让我意外的是，他们之间也很少交流了。
这是我这几年最明显的观察。以前经过教室，不用听铃声也能判断课间：总有走动、说话、打闹的声响。现在没有了。课间变得很安静，学生各自看电脑或手机，很少有人交谈。不是敌意或冷漠，就是一种默认的常态。
现在有很多情感代偿和文化产品。比如乙女游戏、二次元内容等等。以前这类作品更多是树立一种向往，让我们对爱情怀有美好的期待，起到了某种“引领”作用；而现在，随着选择大量增加，它的作用似乎逐渐从“引领”转向“代偿”。
很多人觉得：“我看这些就已经满足了。”就像男生看AV一样，这是一种“情感的AV”。
玩乙女游戏，或许就是因为现实中缺乏情感互动，借此释放荷尔蒙、获得多巴胺的刺激。而且这样更“干净”、没“病”、不麻烦，还能利用碎片时间。
当文化产品起到这种代偿作用时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阻碍人们投入真实恋爱。但那种满足可能只是一种比较麻木的状态，缺乏鲜活的生命力。
这让我觉得有些惋惜，年轻人本该在这个年龄段展现出更旺盛的生机，但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。
当文化产品能够提供足够逼真的情感满足，真实关系中的摩擦、承诺与责任就显得愈发不划算。
我这一代人的许多事情比较确定：我们相信只要努力，往往便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。
但从几年前开始，甚至更早，那些和当年的我们同龄的年轻人，似乎普遍感到更加迷茫。
一方面，他们的时间被排得很满，学业、课外补习等各种日程挤占了大部分精力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连自己的未来都还自顾不暇，连能不能养活自己都不知道，哪还有心思考虑其他？俗话说“饱暖思淫欲”，如果连基本的“饱暖”都还没解决，前途尚不确定，他们自然很难有空间去经营情感。
很多人本科毕业之后，父母会希望他们读研或先工作。可能要等到接近30岁，他们自己或周围人才会觉得这个议题需要提上日程，才会花更多时间去思考。
影视剧中，考编考公被默认为正事，恋爱是私事，前者优先天经地义。
2021年的电视剧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里，乔夕辰的母亲反复催促她回老家考公，当乔夕辰终于开始一段关系时，她首先计算的是他能在北京留多久，而非我们是否相爱。
我观察到的第二点，是客观上，我们缺乏系统的恋爱教育；主观上，年轻人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时间去自主探索这方面的知识。
我在大学里开设了一门“性别社会学”课程，希望引导学生从性别视角观察社会。
这门课的核心是：让学生理解“那个具体的人”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性别背后，还有阶层、地域、原生家庭的痕迹。
当学生习惯用这种视角看问题，看到的便不再是“男人错还是女人错”，而是“什么结构把双方架在了对立的位置上”。
比如职场晋升中的“母职惩罚”需要被看见；而男性在情感表达上的压抑、被期待永远坚强，同样值得被倾听。
我当然不敢说一门“性别社会学”就能替代恋爱教育。恋爱教育教的是“怎么和具体的人相处”。但我越来越觉得，如果连看待性别、看待关系的视角都没有建立起来，恋爱教育也无从谈起。
当时选择研究“相亲”这个主题，还有一个出发点：我想了解那些与我走了不同道路的女性，她们的经历是怎样的，因为那些我未曾体验过。
确实，由于缺乏亲身经历，在做访谈时我也遇到一些障碍。有些受访者会问我：“你自己相过亲吗？你的情况是怎样的？”
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：大学时遇见现在的丈夫，从恋爱到结婚，如今女儿已经四岁了。
有人觉得我婚姻比较顺利，生活看起来也挺美好，但这并不代表研究只基于个人经验。
就像我在书里写的：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不会一路坦途。即使在外人看来平顺的经历，过程中也会面临许多难题。
其实没有哪条路是完美的，关键在于每个人自己的理解，以及生命把你带到了怎样的路上。
近两年，各地政策也在逐渐松绑。例如非婚生育的母亲也可以为孩子办理户口。我还注意到一个变化：2025年，我的孩子要上幼儿园小班，上半年筹备报名时，我发现所需材料与几年前有所不同。现在不一定非要提交父母双方的信息，只提供一方也可以。
在制度层面确实开了一些口子，但文化层面的转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。例如，尽管单身育儿在政策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允许，但仍然面临不少文化上的污名和社会压力——比如来自亲戚的议论，这些都需要付出额外心力去应对。
而且就算政策允许单身上户口，在很多实际环境中，人们还是会担心所谓的“名声问题”会不会影响晋升或人际关系。
所以，很多人未必会真正利用这些政策上的便利，还是受制于尚未根本改变的文化环境。
根据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》，到49岁时，女性未婚比例已降至1.06%，男性为4.05%，总体不足3%。这意味着超过97%的中国人最终都会进入婚姻。
很多人觉得“大家不怎么结婚”，这可能更多是来自身边的观察或网络信息带来的印象。如今自媒体平台容易形成信息茧房，我们看到的内容往往被算法强化。
在我所处的社会环境中，婚姻依然承担着非常实际的功能。经济上，它确实构成了一个共同体，帮助双方共同分担物质压力。这一点在近年经济下行中显得尤为突出。但除此之外，婚姻的其他实际作用，多年来并未发生太大变化。
这种选择的底色是一个人愿意去尝试，甚至做出某些改变：也许一开始的目的只是得到爱情，但实际上在这路途中还为自己开创了新的局面。
人处在一段亲密关系中，多少都会相较之前的单身生活做出一些改变，但这些改变不一定只是为了对方而做，更不会让我们因此失去自我。
相反，因为多了伴侣的肯定和鼓励，我们看到自己更多的潜能，愿意去尝试，敢于去迎接新的挑战，通过这些更丰富的认知和体验，不断去看到、去贴近真正的自己。
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结婚的选择时，这种状态跟拥有独立的自我并不矛盾，因为真正的独立是不怕敞开自我去亲近他人，也不怕暴露自己的脆弱之处和缺点，去承认自己对他人有所需要。
能自立自足，也能在共处中享受温情和乐趣，这是我认为的理想恋爱和婚姻的内涵。
相对于以上的理想处境，当婚姻选择更多地受到客观需要驱使时，它是一种生活策略。
在“婚恋与家庭教育”结课时，我跟同学们说，在恋爱、婚姻和生育等议题上，无论是随大流，还是走少有人走的路，一路坦途都极为罕见，所以把做出不同婚恋和生育选择的人划分阵营，并给予不同价值评判的做法是值得质疑的。
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鼓励大家都更好地关爱自己、丰富自己，看到不同生活选择下彼此共通的困境、焦虑与渴求，从而能更好地相互帮助，更好地团结起来。